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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引，又称药引子，是中医处方中常见的一种用药现象。但业内对于药引的使用，一直认识不一，争议不断，影响着学习与应用。兹结合文献资料对其进行梳理。

药引之义

药引，这一中医术语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医学智慧。历代医家对于药引的理解和运用，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。一种观点认为，药引是处方之外的附加品，用以增强药方的效果。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对此有所描述，它们将药引视为增强药剂效力的附加药物。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，这种观点更符合历史实际。药引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，尽管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。例如，在《五十二病方》中，就有关于“入一杯酒”“米一升”“以蜜和”等用法的描述。后世医家对药引的运用，除了沿用前人的方法外，还有不少创新。如唐代《千金要方》中的艾叶汤，就加入了“生姜六两，大枣十二枚”作为药引。此外，《和剂局方》中的平胃散、皂角丸等方剂，也都有关于药引的详细记载。这些方剂中，药引的作用多种多样，有的用于增强药效，有的用于调和药性，有的用于引导药物直达病所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，药引是指引经药，即能引导药物直达病所的药物。《中医大辞典》对此有明确的定义。引经药的作用在于，它们能够引导其他药物进入特定的脏腑经络，从而实现对疾病的精准治疗。这种观点受到了经络学说和归经学说的影响。然而，在实际应用中，药引与引经药常常被混为一谈。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的作用，即都能增强药效和引导药物直达病所。但细究起来，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。引经药主要作用于特定的脏腑经络，而药引的作用则更为宽泛，它不仅可以增强药效，还可以调和药性、减少副作用等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将药引视为方剂的一种“编外”辅助用药。它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无论是作为增强药效的附加品，还是作为引导药物直达病所的引经药，都体现了中医用药的精妙之处。

药引之用

历代医家在处方时，常常会使用各种药引，这些药引多数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材，既简便易得，又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。正如清代医家吴鞠通所言：“今人凡药铺中不售，须病家自备者，皆曰引子。”这一表述凸显了药引取材的广泛性和自备性，同时也揭示了药铺因保存难题而不常备的实际情况。在宋代汤尹才的《伤寒解惑论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药引的多种作用，如“用药煎煮，或用姜葱，取其发散；或用枣，盖枣能和百药之力。”这些常见的食材，如姜、葱、枣等，不仅能够引导药物直达病所，还能调和药性，提高疗效。

到了清代，张确的《资蒙医经》对药引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总结：“酒入药为引者，取其活血行经；姜入药为引者，取其发表注凝；小枣入药为引者，取其消散开胃；大枣入药为引者，取其宁心利水；灯心入药为引者，取其得睡神归；葱白入药为引者，取其补血健脾；龙眼入药为引者，取其发散诸邪勿住；莲实入药为引者，取其清心养胃和脾。”这些描述不仅详细列举了不同药引的功效，还揭示了药引与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。

此外，汪昂的《本草备要》中也详细记述了炮制时所加辅料的作用，如“凡酒制升提，姜制温散，入盐走肾而软坚，用醋注肝而收敛；童便制，除劣性而降下；米泔制，去燥性而和中；乳制润枯生血，蜜制甘缓益元；陈壁土制，借土气以补中州；面煨曲制，抑酷性而勿伤上膈；黑豆、甘草汤渍，并解毒致令平和……”这些辅料在炮制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药物的性质，使其更易于被人体吸收和利用，同时也具有药引的作用，引导药物直达病所，提高疗效。这些制法和药引的应用，不仅体现了古代医家的智慧和创新精神，也为后世的中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清代的医药名著中，张睿中详细地列举了众多药引的妙用，他指出：“自古以来，汤药之方千变万化，药引亦同样无穷无尽，临症用药时，需根据病情灵活选择。”例如，对于需要发表散寒的病症，生姜的鲜品是首选；而温中散寒时，则煨姜更为适宜；若需解胀，则姜皮能发挥其功效；化痰时，姜汁则能发挥奇效。此外，大枣可调营益卫，红枣则擅长泻火疏风；龙眼可补气益肺，灯心草则擅长泻火安神。至于葱，其叶可解表，葱白则能深入肌肤，而葱茎则可作用于表里。在健脾方面，湖莲是良药，而石莲则能止痢。《医宗金鉴》这部医药巨著中，各卷提及的引子药高达三十种，如解表时常用生姜、大枣、葱白和豆豉；竹叶则是清热除烦、利水泻火的佳品；龙眼肉能补益心脾；薄荷可疏肝解郁、清利头目；藕节则擅长止血消瘀；小茴香能温胃疗疝；祛痰时，姜汁和竹沥都是良选。《串雅内编》亦云：“外感风寒时，葱白汤送服药物效果更佳；内伤疾病，则以米汤送服为宜；痰病者，姜汤为优；火病者，白开水最适宜。其他病症可依此类推。”而《蠢子医》一书则介绍了作者自己的用药经验：“我曾用大葱一把煮水煎治疗伤寒；用茅根一握煮水煎治疗吐衄；用黑豆一碗（炒焦）煮水煎治疗腹疼；用蓟根一束煮水煎治疗尿血……如此种种病症，药引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。”这些经典的医药智慧，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医药的深入研究，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。

药引之议

药引，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概念，在中医的千年历史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它既是药物，又非药物，游走于药与非药的边缘，如同一位穿着隐身衣的舞者，在药方中翩翩起舞。想象一下，当淡盐水作为药引，引领药物深入肾脏，它就像一位向导，将药物精准送达目的地。这种引经作用，使得药物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治疗作用，如同箭矢射中靶心，直击病痛之源。再来看生姜和葱白，它们作为药引，能够增强辛温解表的作用。当它们与药物相互结合，就如同勇士得到了助力，力量倍增，让疾病无处遁形。而那些毒性药物，在生姜、饴糖等药引的陪伴下，毒性得以降低，如同烈马被驯服，变得温顺而易于驾驭。这种解毒作用，不仅保护了患者的身体，也让药物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治疗作用。

此外，药引还有顾护脾胃的作用。当大枣、粳米等作为药引加入药方中，它们就像一位贴心的护士，守护着患者的脾胃，使其免受药物伤害的侵扰。

当然，药引的作用远不止于此。它还能矫味，让那些难以下咽的药物变得可口宜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药引还具有心理暗示作用。它利用患者期盼病愈的心理，向其传递积极的正面引导信息，使其在心理上趋向于暗示的效果。这种作用虽然难以量化，但在中医的实践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。因此，许多医家都强调药引的重要性。他们认为，恰当应用药引，就如同在画中点睛，能够让整个药方焕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正如《医学阶梯》所总结的那样：“汤之有引，如舟之有楫。古人用汤，必须置引。”药引的存在，使得中医的药方更加丰富多彩，也更加符合人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在非医籍的记载中，药引的应用事例纷繁复杂，各有千秋。其中，有些描述宛如神话，如叶天士以“三片梧桐叶，一字救两命”的传奇故事，令人称奇。这样的例子充满了神秘和神奇，让人对药引的功效深信不疑。然而，也有对药引持怀疑态度的声音，如鲁迅在《父亲的病》中所揭示的名医开出的离奇药引，如河边现掘的芦根、经霜三年的甘蔗等，其中不乏嘲讽之意。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药引，如“龙肝凤髓”（蛇胆、鸡脑）、“凤凰衣”（鸡蛋壳内膜）、“蟠桃酒”（人乳）等，更是透露出一种江湖气息，令人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。不可否认，一些医者在药引的使用上似乎别出心裁，但实则可能是出于邀功诿过、遇难自保、故弄玄虚、图谋钱财等动机。这种对药引的滥用和误用，不仅无助于疾病的治疗，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困扰和伤害。吴鞠通对“每方必云引加何物”的明确反感，也表明了药引使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。因此，在对待药引的问题上，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审慎的态度。首先，尽管一些学者强调药引并非点缀，但其在方剂中的配角地位仍不容忽视。方剂的疗效取决于君臣佐使药的合力，药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不宜过于夸大其作用。其次，药引的选择应根据病证需要，充分考虑药性的寒热温凉以及风土人情、饮食习惯等因素。再者，药引的应用仍处于经验用药阶段，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，因此在使用时应保持谨慎。最后，药引在方剂中并非“标配”，但作为一种善后交待程序，它能体现出医者的认真细致，对患者的良性心理暗示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。因此，在适当的情况下，可以充分利用药引的作用，但应避免故弄玄虚、制造神秘的做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