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可以理解工人们的激动心情，但严格地说，处在起点上的事业，还远远谈不上“辉煌”。造轿车不能光凭热情和干劲，更需要的是严格的科学精神。在这个大放“卫星”、大唱高调成风的年代，上海汽车业的工人们终究还是富有理智的。

年1月中旬，两辆凤凰牌轿车由火车运送到北京。2月15日，第一辆银绿色的凤凰轿车驶进中南海，上午9点多，周恩来总理检阅了轿车，还坐进车里绕着中南海兜了一圈。下车后，总理十分高兴地同驾驶员等握手留影，同时也留下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：“还是水平问题啊！”

总理的话沉甸甸地敲打在众人心坎上。激动过后的人们开始冷静思索：光能造车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造出高水平的车。怎么样才能改善性能、提高质量、解决“水平问题”呢?

从北京归来后，各主机厂便汇合在一起，召开“诸葛亮会议”查找问题和原因。问题找到了，发现第一辆车底盘不坚固，第二辆车行驶途中声音大等质量缺陷；原因也找到了，一致认为是因为当初选型没选好、对样车没有经过科学试验，所以是属于先天不足。而且，靠简单测绘敲敲打打地造车，从科学角度说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搞试制。

于是得出了结论：选样车时一定要慎重，要搞就要搞更加先进的。

年上半年，厂里进入新一轮轿车试制。汇集各方意见，几乎都主张仿制性能好、结构合理、技术档次高的德国奔驰轿车。各主机厂于是一致敲定，以年德国产的奔驰S轿车为参考样车，进行仿制。

轿车世界也是山重水复，奔驰技术无疑代表着世界轿车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巅峰。这样的高峰岂是可以轻易登上的？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得知这一消息，很为上海担心：这次试验会不会失败?因此建议，还是仿制苏联的伏尔加轿车好。

苏联的“伏尔加”当时正在海南岛试车，苏方答应试完车可以给上海提供全套设计图纸和样车。以后还派了一个专家组前来考察指导。担任这个专家组组长的是苏联汽车界权威奥斯比扬院士，他来到上海汽车装配厂实地一看，不禁一阵摇头、又一声叹气：这样的场地和设备能造汽车吗?造造玩具汽车还可以，仿制奔驰车简直是在开玩笑。

也是出于对上海负责，他语气肯定地说，即使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苏联，他们也不敢选“奔驰”作样车，何况你们中国还刚开始搞建设？

苏联专家的话，究竟听不听?听，就去仿制水平一般的“伏尔加”；不听，就只有知难而进，仿制高水平的“奔驰”。这件事成了一个难题，试制组里议论纷纷，举棋难定。但几个造车的领头人蒋庆瑞、何介轩等坚持不轻言放弃“高起点、高水平、高质量”的选型方针。最后拍板，按既定的方针办——仿制“奔驰”。

这是一个崇尚讲志气的年代，他们表示一定要造出一辆“争气车”。

他们借来了两辆奔驰车，一辆作样品，一辆用来拆解。整个行动由内燃机公司牵头，组织全行业几家主机厂共同来攻关。上海内燃机公司负责试制发动机，郑兴泰汽车机件制造厂负责造变速箱总成，试制底盘总成的任务则分派给上海汽车底盘配件制造厂完成，各零部件专业厂分别试制有关零部件，最后由汽车装配厂负责车身试制和总装。经过一番过五关、斩六将的艰苦奋战，终于在年9月30日——共和国国庆10周年前夕，新一轮试制的凤凰牌轿车诞生了，第二天，便光彩夺目地出现在国庆节的游行队伍里。

同年10月上旬，奥斯比扬率领的苏联专家组再度来到上海。这位专家不抱陈见，尊重事实，当他们在汽车装配厂试开了两辆新凤凰轿车后，他终于坦然承认，上海新“凤凰”超过了苏制“伏尔加”。面对上海汽车同行，奥斯比扬代表专家组表示了出自内心的敬意和祝贺。当时一机部副部长张逢时到厂里视察时，也高兴地说：真是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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